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打造一流的绿色现代投行——专访国泰君安董事长贺青

2020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中央提出要“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等具体措施，上海将在全球碳市场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面对新的历史使命，上海国有金融机构如何服务好国家战略、勇担使命？证券行业将迎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国泰君安又将如何引领金融国企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新华社记者专访了国泰君安党委书记、董事长贺青。

国泰君安党委书记、董事长贺青在“绿色金融 低碳未来”论坛上发表演讲

问：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您看来，这一重要提法的战略意义何在？

贺青：过去60多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人类、经济、环境、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各国逐步构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框架。我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28%，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尚未达峰，能源结构调整难度大，环保技术更新任务重，地区行业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本质上事关中国未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国际影响力。

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充分彰显了大国的责任担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时70年，美国用时45年，中国只有30年左右。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面临目标大、时间短、任务重的挑战，这份承诺充分显示我国的决心和担当。

二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碳中和”推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逐渐脱钩，不仅有利于加快推动我国升级构建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让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科技链与创新链发展中，加快转变为并行者、领跑者，同时有力地贯彻了绿色发展理念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这一战略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截至2020年末，全球已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碳中和”已成为未来大国竞争合作的重要战场。率先在“碳中和”相关能源技术经济领域取得突破的国家，将在本轮新能源革命、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显著提升在技术、产业、金融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达成，离不开市场的机制与力量，资本市场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给证券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证券行业又将如何服务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贺青：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资本市场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科技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碳排放权已成为一类重要的生产要素，碳市场将成为与权益、固定收益、商品和外汇同等重要的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必将大有可为。

首先，证券业将为碳价格发现、交易做市与风险管理贡献专业力量。我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将于2021年6月底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运营，广州期货交易所也将推出碳金融期货衍生品。随着全国统一的碳交易现货与期货市场加快形成，证券业将输出专业的碳定价交易能力、风险管理服务，更好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与避险作用，助力我国提升全球碳交易定价能力。

其次，国家碳减排所需投资巨大，证券业可以借助资本市场提供绿色投融资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为证券业推动资本市场提供各类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并购整合、私募股权投资、另类投资与直接投资，提供了全新、广阔的绿色投融资服务机遇，有利于证券业更好助力重要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

此外，这一重大战略为证券业加大“碳中和”产品创设与管理，畅通绿色投融资循环提供新的机遇。未来基于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资产直接产品创设，以及资本市场“碳中和”主题产品发行将迎来爆发期，既有利于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问：国泰君安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将如何在行业中发挥引领作用，把握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的发展机遇，承担好金融国企的责任与使命？

贺青：国泰君安坚决贯彻国家战略部署，充分发挥证券全牌照优势，不断提升绿色低碳金融服务能级。公司是行业内首批获得碳金融业务开展资格、首家加入国际排放交易协会的券商，成功发行了全国首单碳中和绿色科技创新债券、全国首单融资租赁类碳中和ABS产品；2016年至今已创设和引入托管绿色低碳金融产品超过50只，已累计完成境内外绿色股债融资规模超2700亿元。

公司着力提升“融资、投资、交易、跨境、风控”五大能力，打造一流的绿色现代投资银行。投资方面，公司将加大力度发行ESG及碳中和主题产品，拓展绿色产业的投资布局；融资方面，既要深耕绿色低碳产业，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绿色融资服务，也要服务落后高碳产业退出、转型的融资及并购需求；交易方面，要致力于打造一流的碳交易定价能力，提供领先的碳金融综合服务；跨境方面，要提升绿色金融跨境服务能力，加强国际布局与合作；风控方面，要特别关注落后产能退出和洗绿的泡沫风险，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公司致力绿色经营，力争尽早实现公司自身“碳达峰、碳中和”，成为证券行业、金融国资绿色减排的“排头兵”和“领头羊”，成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公民示范。

问：国泰君安成为行业内首家推出股权激励的上市金融企业，这是上海金融国企制度创新的关键一步，也将对后续国有金融企业的深化改革乃至金融企业的聚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可否具体介绍一下？

贺青：国泰君安前瞻性地提出了“三个三年三步走”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构想，通过三个三年分步骤实现“巩固头部券商市场地位”“实现国内行业领先”和成为“受人尊敬、全面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投资银行”三大阶段目标，实现不断做优做强做大。

去年国泰君安率先探索金融企业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建设，通过实施《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现核心骨干人才与公司利益的长期捆绑，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主动应对资本市场开放挑战。

此次《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置高挑战考核指标。公司要求每年风险评级不低于A级的前提下，利润提升至行业不低于第三名、净资产收益率每年前进一名、金融科技投入每年持续提升。这些高挑战考核指标的完成意味着公司利润大幅增加、资产质量大幅提升，国有股东的分配收益大幅提升，公司市值也必然会大幅增长。

激励对象所掏“真金白银”购买的股票，只有在公司和激励对象双双达标的前提下，激励对象的收益才能兑现，如果不能完成高挑战考核指标，激励对象的股票就不能解锁，甚至会面临股票价格低于购买价格的风险。

激励计划没有将激励对象限定在高管层，搞自娱自乐的小圈子；也没有扩展到全体员工，搞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是将对公司发展最为关键的核心干部人才确定为激励对象，共计为440人、占公司总人数2.89%。

激励计划在设定公司层面的解除限售条件时，根据“市场可比、业务相似、行业领先、规模相近”的原则把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等6家最优秀的市场主体作为对标公司标杆组，设置具有挑战性的考核条件。

这也从制度根源上避免了激励扭曲、行为失范。激励计划将公司利益与核心骨干利益紧密联结，实现激励与约束有机统一，引导干部员工与公司共创价值、共担责任、共享成就；同时也成为推动公司绩效提升、提高投资者收益，带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手段。

新华社客户端上海5月28日电（记者姚玉洁 桑彤）